自8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社会话语的变迁，物质符号论在技术社会学中渐露头角。物质符号论是来自欧美国家的阿克里希、卡隆、拉图尔、劳·摩尔等学者的一种对技术进行社会理解的理论。物质符号对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唯物主义符号论是后结构主义哲学首先倡导的一种理论。后结构主义摈弃了结构主义符号论的关于所有符号或符号系统可以演绎、在符号系统之外存在某种分析立场以及物质不能纳入符号分析的假定，对符号论进行了发展。福柯、德鲁兹、瓜塔里、哈拉维和塞来斯等后结构主义学者将物质纳入符号论里，提出了一种更为广泛的“唯物主义符号论”。他们认为，符号学是研究“意义”怎样建构的问题，但不能像在传统意义上仅仅局限于对非物质符号的解释，“意义”一词可以做非文本和非语言的解释，符号论可以应用到环境、机器、实体、程序语言以及其他文本上，语言学的术语可以变成物理概念来理解物质的连接和组织。这样一种符号论不是将世界转变成为符号，而是把物质符号置于物质的空间中来分析物性的意义，从而消除了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并解构或消解了传统哲学中的本质主义和二元论。
按照唯物主义符号论的理论，技术可以作为文本进入人们的解释范围，并通过分析技术世界中社会的物质性和物质的社会性，说明“物性差别”进而解释社会和物质的稳定性。概括起来，这种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术作为一种文本，包含多种异质因素，即它并不纯粹是技术的，而是指多重异质因素的联合。第二，多种异质因素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构成了技术社会建构的社会动力图景。在技术文本中各种力量、行动者、角色和功能显露都进行“注册”，以说服其他事物去拥有保持自己位置的权力。第三，技术的设计目的与一系列目标相一致，保证了技术社会系统的统一。为此，异质工程师必须通过“预先题写”来获知或预测他们的观众：而人的或非人的技术使用者也要进行不同程度的“预先题写”来了解自己能否与该种技术和睦相处，并根据自己的行动定位“预读”或“解读”技术。换言之，无论是“写作”技术还是“解读”技术都体现了社会技术“转译”的随时随地性。第四，技术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工具预设了机器，机器在成为工艺之前就已经是社会的了，是先有了一种社会机器来选择或分配可使用的工艺要素；一种工具会保持着它的边际使用，直到存在一种社会机器和集合物能够使它进入其“亲缘结构”。因此，技术与社会自始至终都是结合在一起向前发展的。第五，技术世界是通过异质要素的互动而达成某种社会秩序的。技术文本里的设计者、开发者、用户和其他行动者在“解读”技术与“题写”技术时处于一种互导互稳的运动过程。这种运动包括技术文本的操作者与阐释者之间的“移出”和“移入”两个过程，并在行动、空间和时间三个维度上进行，而某些权力、资本则起着刺激运动的作用。通过这种运动，借助异质要素的联盟，现实的技术世界便得以在实践意义上建构起来了。
唯物主义符号论由于对技术世界进行了一种中性的描述，因而拒绝对技术的社会结果和社会的技术结果作出评价。鉴于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困难，他们坚持关于技术影响社会和社会影响技术的后果的研究已经进入“死结”，认为技术是价值中立的，所以既不关心人工制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和权力分布的影响，也不特别注意政策、制度、权力、资本等社会因素对技术发展的普遍影响。他们只是将自己的眼光局限于技术世界的动力图景和社会秩序上，因而其理论解释范围是相当狭窄的。而这正是唯物主义符号论难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所在。
但不管怎么说，唯物主义符号论将技术作为文本来讨论技术世界的社会秩序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它不仅注意到了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辩证关系，而且试图说明在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中所形成的社会秩序的意义。它向我们提示到：坚持技术与社会的两极分立，必然阻碍我们对技术社会的整体理解或技术社会学的健康、完整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讲，唯物主义符号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技术的全新视角，避免了单纯从技术的社会影响或社会的技术影响来感知今天的技术世界。而且，唯物主义符号论的产生更说明，社会学家的话语是受哲学家话语影响的，技术社会学必须从当代哲学中获得丰富的营养，把技术和社会辩证地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才能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